絲路拼圖，重現晉地被遮蔽的文明座標：儒風、胡韻、晉商……跨越時空，見識三晉大地的多元文化共生

被忽略的歷史關鍵，從山西重新看見絲路的真實面貌
運輸的不只是貨物，更是文化與信仰
在風沙與黃土中，連結了世界的脈動

▎內容概述
本書以絲綢之路為主軸，重新梳理東西交通與文明交流的長時段發展。絲綢之路並非僅在特定朝代興盛或中斷，而是始終存在，只是在不同政權控制下呈現出安全、繁榮或動盪等不同面貌。透過對歷史事件與制度變遷的分析，書中強調官方控制與民間往來之間的差異，即使政權更替，民間交流仍持續運作，只是形式更加複雜與艱難。

▎山西的關鍵
本書特別以山西為研究核心，深入探討其在絲綢之路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山西不僅是物產輸出的重要地區，盛產穀物、絲織品、鐵器與多種藥材香料，還是重要的轉運與貿易節點。當地商人活躍於各條商路之中，甚至開闢了以茶葉為主的貿易路線，顯示其在經濟網絡中的主導力量。同時，山西既是商品輸出地，也是西域物產的輸入地，形成雙向流動的交流格局。

▎交流與融合
由於地理位置連接草原與中原，加上交通便利，使得不同族群與文化在山西頻繁互動。書中從宗教、技術與生活方式等面向切入，說明外來文化如何影響當地社會，例如玻璃製造與石刻工藝等技術的傳入，以及宗教信仰與民俗的融合現象。

▎人物與歷史
無論是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或西域高僧進入中原傳播宗教，都構成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書中藉由案例分析，說明宗教如何成為連結不同地區的重要力量，並推動知識與信仰的流通。

▎對絲綢之路的再認識
透過時間與空間的雙重分析，作者強調絲綢之路的連續性與多樣性，並重新評估不同時期的興衰變化，說明其並非線性發展，而是隨著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變動而呈現不同形態。

▎全書特色與價值
本書以跨學科方法整合歷史、考古、民俗與文化研究成果，從宏觀結構到具體案例，全面呈現絲綢之路的運作機制與文明交流圖景。透過聚焦山西這一關鍵區域，揭示過去較少被重視的歷史面向，使讀者能從新的角度理解東西交流的實質內涵。全書論證嚴謹、材料豐富，不僅深化對絲綢之路的認識，也為理解多元文明互動提供重要參考。

本書特色：本書以大量文獻與考古材料為基礎，從時間與空間兩個層面，系統性梳理絲綢之路的演變，呈現其長時段、網絡化特徵；並以山西為核心，結合地理位置、歷史人物、物產流通與考古證據，多角度還原其在東西交流中的關鍵作用。同時，兼論商貿、文化與宗教互動，揭示山西被忽略的歷史面貌與文明價值。

<序>

引言（節錄）
　　一般來說，人們習慣於以西元15世紀作為人類歷史劃時代的分界線。主要是因為在15世紀末，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似乎開啟了一個大航海時代，也可以說開始了全球化的新時代。不過，如果我們認真研究歷史，並客觀地得出結論，就可以發現，早在哥倫布之前，人們已經知道了美洲，並且有人在那裡生活，只是歐洲人對此還不知道而已。同時，雖然由於生產力的局限，世界各地的人們相互之間的連繫並沒有像15世紀之後那樣緊密，甚至難以分割。但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不論地域如何遙遠，交通如何不便，世界各地之間人們的連繫從來都在進行著。只是這種連繫由於受到當時條件的限制，表現出不同的頻率與深度。整體來看，隨著歷史的演進，生產力的不斷進步，人們之間的連繫日趨緊密，以至於從地球逐漸演變為「地球村」。不同地域、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變得越來越密不可分。生產方式、貿易方式、訊息聯絡、人才交流、貨幣結算與市場形態等，日益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以簡單以地域與國家來劃分的存在狀態。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現實。
　　不過，當我們回顧人類發展歷史的時候，就會發現，這種「全球化」的連繫並不是現在才出現的，也不是從15世紀才開始，而是一種自人類出現以來就存在的現象。其區別只是自在與自為。如果我們非要以15世紀為分界來討論問題的話，那麼就可以簡單地說，在此之前，全球化的趨勢是人類比較盲目的自在行為，而之後則是一種自覺的追求。但是，嚴格地來看，即使是在15世紀之前，人類已經具有了與其他地區產生連結的自覺追求。只不過是，這種連結可能表現得更加艱難、間接、微弱，具有更大的局限性。比如說，人們只能夠透過旅行、貿易等簡單的與間接的手段來實現這種連結。與今天便捷的交通、快速的網路資訊、先進的航空技術等相比，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實際上，許多人在研究人類發展的漫長歷史及其演變時，已經提出了一個以歐洲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世界系統」，或者也可以說是建構了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系統」，並把這一個系統以15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為起點。不過，也有一些人認為這種說法還不夠準確，還不能反映歷史的真實面目。

<內容連載>

一、「鑿空」之前即有絲路
　　就中國學者對絲綢之路的研究而言，人們非常強調的一件事，是西漢時西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這被認為是「鑿空之旅」。這一項觀點可以說已經成為公論。實際上，張騫的「鑿空」不僅對當時的西漢王朝意義重大，對東、西方的交通而言，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由此來看，似乎正是由於漢武帝決定「通西域」，張騫才開通了絲綢之路。但是，對於這一段歷史，我們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首先，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並不是為了展開貿易，而是為了「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當時的具體任務是派張騫與大月氏等取得聯繫，以合擊屢屢襲擊中原的匈奴。這完全是一種軍事外交行為。就此而言，張騫並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卻在無意中做了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這就是使西漢王朝比較具體地了解到西域的情況，為中原與西域的連結開闢了通道。從這一個角度來看，張騫是偉大的。但是，我們需要知道的是，中原與西域，以及和更遙遠的西方的連結，並非從張騫才開始。早在此前，這種連結就已經存在了。
　　今南京大學教授劉迎勝，長於蒙元史、中外關係史、內陸亞洲及中國伊斯蘭文化研究，著有多部相關學術著作。他在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專著《絲綢之路》中，結合自己的考察，從語言學、人類學等諸多方面對漢代之前的中、西交通進行了簡要的勾勒。1991年，劉迎勝曾在烏茲別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草原絲綢之路」考察，結識了烏茲別克考古學家阿赫馬達利．阿斯卡洛夫（Akhmadali Askarov）。阿斯卡洛夫宣布，在烏茲別克發現了西元前16世紀的絲織品。（劉迎勝著《絲綢之路》，江蘇人民出版社，第15頁）如果我們不能推翻絲綢起源於中國，並從中原傳入西域這一項事實的話，那麼，至少在西元前1600年左右，就已經有絲綢從中國傳入烏茲別克，或者我們所說的西域。實際上，類似的發現還有許多。如1970年代，在南疆修築鐵路時，曾經於吐魯番盆地西緣的阿拉溝東口發掘了一批古墓。在古墓中發現了一件刺有鳳鳥紋刺繡的素色絹，經測定距今約2,620年。又如在俄羅斯聯邦高爾諾．阿爾泰州烏拉干區巴澤雷克古墓中也出土了與絲綢之路有關的文物，

其中多是中原出產的絲綢織品。如捻股絲線織成的平紋織物，主題為鳳憩於樹、凰飛於林的彩色絲繡等等。這些發現均為西元前1千紀中葉，相當於春秋末、戰國初。（同上，第27頁）除了大量的絲綢之外，還發現了戰國銅鏡、海貝、珊瑚等。這些發現證明，在遠古時期，不僅西域與中原地區有著密切的交流，與沿海地區也有相互之間的交換、往來。在《絲綢之路》一書中，劉迎勝提到了先秦時代的「絲綢－玉石之路」，指出先秦時期，西域的玉石已經大量地進入中原。劉迎勝並以河南安陽的「婦好墓」中發現的大量西域玉器為例來證明。他指出，早在遠古時代，中國的居民就已經與西域的居民建立了物質、文化的交換關係。（同上，第28頁）

沈福偉在所著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比較詳細地考察了史前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向西擴散的歷史。他認為，「考古資料已雄辯地指出，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發源地，中原文化在它誕生以後，呈現出向周圍擴散的趨勢。在西部地區，表現出由東而西的傳播方向」。沈福偉指出，從仰韶文化開始的中原彩陶文化，在中國境內廣泛擴散。其西支由甘肅、寧夏西入新疆，上起西元前5000年，下迄西元前1000年，新疆西部的和田、皮山、沙雅、伊犁河流域是現在所知道的中原彩陶文化西傳的終端。（沈福偉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頁）夏、商時期，其青銅文化和西北草原民族有密切的連結。經由草原民族的傳播，在西伯利亞西部地區和歐洲的塞伊瑪文化、中亞的納瑪茲加文化發生了最早的接觸。（同上，第12頁）在烏茲別克南部城市沙巴里達坂及敘利亞的絲路古城巴爾米拉都出土過中國絲綢遺物，僅沙巴里達坂就有25座墓葬中發現了西元前1700年至西元前1500年間的絲織品殘件。（同上，第19頁）目前所見歐洲最早出土的中國絲綢為西元前6世紀中葉的一座德國貴族墓葬，其中發現了一件當地製作的羊毛衫，在羊毛與裝飾圖案中都雜有中國蠶絲。（同上，第20頁）而在希臘的雕刻及陶器彩繪人像中均有穿著薄細透明衣服者，可見至少在西元前5世紀，中國絲綢就已經成為希臘貴族喜愛的服裝材料。沈福偉甚至認為，根據希羅多德（Herodotus）、

阿里斯提德（Aristides）等人的著作與中國史籍相對照，可以肯定在西元前6世紀到西元前5世紀，中國與希臘之間已經有了來往。而在西元前7世紀，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等在中原發動「尊王攘夷」運動，迫使草原民族向西遷移，引發了與原先分布在中亞各地的游牧民族爭奪水草的戰爭，並進一步向西遷移，最終使亞述帝國滅亡。（同上，第16頁）另一項極為重要的考古發現，即阿爾泰山北麓巴澤雷克墓群。這是由古代游牧民族所建的巨大石塚。這裡不僅發現了黃金製品，還發現了戰國時期的絲綢。它們被厚厚的永凍堅冰覆蓋，得以很好地保存。這一項發現證實，在西元前5世紀至西元前4世紀，巴澤雷克已經是東、西方貿易的中心。（李偉主編《穿越絲路》，中信出版集團，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