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企業購併國家：從全球資本主義，反思民主、分配與公平正義(十週年紀念版) (The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

<內容簡介>

◆十週年紀念版全新收錄張鐵志（政治評論人、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的精彩導讀 以及「2013年全球百大經濟體」一覽表
◆開卷年度十大好書
◆科管百大TOP 1
◆誠品「影響20」財經經典
◆博客來年度百大「趨勢領導類」的「推薦書」及「網友最愛」

諾瑞娜．赫茲博士經典代表作

2000年以前，全球百大經濟體當中，51個是企業，只有49個是國家；
2013年，變成60個國家，40間企業，
數字看似翻轉了，
但為什麼我們感受不到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公平？
因為——
世界一直在變，有些事卻一直沒變，甚至更糟……

十年前，《當企業購併國家》甫出版，掀起了英、美以及台灣社會大眾廣泛的討論關注，因為這本書對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批判，以及誰真正在治理我們，提供了犀利而驚人的觀點。
十年後的今天，金權政治、政商勾結的情況仍未改變，不論是全世界或台灣都看得到鮮明的例子——紐約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台灣的太陽花學運等，都是人們對於「企業悄然購併國家」、貧富差距逐年擴大的憤怒抗議，也引發社會大眾對於公平正義的反思。
企業追求最大利潤的力量會繼續存在，並將影響人們的生活、法律，甚至政府的政策等層面，如何監督它們及追求更公平良善的社會，是無可避免的挑戰。
經濟學家諾瑞娜‧赫茲，以深入而熱情的方式，揭露了跨國企業如何透過合法及非法的方式，操縱政府；她同時也說明，群眾抗議比透過投票來得有效果，例如在西雅圖、布拉格的群眾抗議方式，或是針對基因改造食物的抗議行動。此外。她還提到，目前許多企業已開始接手原本由國家擔負的責任，例如提供技術資源給學校、提供社區醫療等等。這些企業活動有好有壞，但往往是基於自身的利潤考量。當企業繼續購併國家，民主與人民的命運將會如何？作者為如何重振民主政治指引了一個新方向。

【來自各界的讚譽】
「赫茲博士將辯論帶進了一個新領域，這是她的書與眾不同之處……比起一般評論家，她對現代企業的運作提供了更有意思的分析。」
——《倫敦標準晚報》

「《當企業購併國家》一書所提出的問題，企業界及政治人物若予忽略，誠屬不智。」
 ——《金融時報》

「寫得很好，內容精采……你若想了解為何上了大學的小孩或外甥女，在飯桌上處處和你唱反調，一定要讀這本書。」
 ——《週日泰晤士報》

「諾瑞娜．赫茲的《當企業購併國家》一書，清楚揭示大企業對民主制度所發起的政變。」
——《衛報》

「《當企業購併國家》為一本重要的著作。」
 ——《週日先鋒報》

「諾瑞娜．赫茲為全球頂尖的年輕思想家。」
 ——《觀察家報》

「赫茲所寫的政治經濟學極為新鮮有趣，比起無聊的大部頭書籍更適合經濟學初學者……她熱情而專注的風格，將使本書擁有廣大的讀者群。」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

<目錄>

【推薦序】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危機與省思 文／呂秋遠
【導讀】重構民主與資本主義 文／張鐵志

第一章 一場不會被播映的革命
第二章 住在物質世界中
第三章 何不食肉糜
第四章 民營企業的守門人
第五章 可出售的政治
第六章 買東西，別投票
第七章 在美好事物的背後……
第八章 慈善企業家
第九章 企業父母
第十章 誰來把關？
第十一章 收復國家

致謝
註釋
附錄 二○一三年全球百大經濟體一覽表

<導讀>

重構民主與資本主義
◎文／張鐵志（政治評論人、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

　　主流價值相信，資本主義和民主這兩大當代政治經濟體制，一起創造了世界的自由與繁榮。這兩者甚至彼此支持，互為前提：沒有資本主義，不會有民主，反之亦然。

　　然而，事實上，資本主義和民主在本質上就是彼此矛盾，不斷爭鬥。因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不平等——這也是今年的暢銷名著，法國學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再次重申的智慧，而民主的本質之一就是平等。

　　但顯然，在過去四十年，資本主義嚴重侵蝕了民主的意義與實踐。這是本書《當企業購併國家：從全球資本主義，反思民主、分配與公平正義》的主旨。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逐漸壯大的民主抑制了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因為當工人階級獲得普選權後可以透過選票和組織，迫使國家實行社會福利和各種工人保護制度；在美國的三○年代經濟大蕭條後，開始實行「新政」。到了戰後的西方，凱因斯主義取代了古典自由主義，強化了民主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以維持總體經濟需求與充分就業為目標，確保了二次戰後到一九七○年代的相對社會平等。甚至可以說，重構民主與資本主義◎文／張鐵志（政治評論人、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

　　主流價值相信，資本主義和民主這兩大當代政治經濟體制，一起創造了世界的自由與繁榮。這兩者甚至彼此支持，互為前提：沒有資本主義，不會有民主，反之亦然。

　　然而，事實上，資本主義和民主在本質上就是彼此矛盾，不斷爭鬥。因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不平等——這也是今年的暢銷名著，法國學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再次重申的智慧，而民主的本質之一就是平等。

　　但顯然，在過去四十年，資本主義嚴重侵蝕了民主的意義與實踐。這是本書《當企業購併國家：從全球資本主義，反思民主、分配與公平正義》的主旨。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逐漸壯大的民主抑制了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因為當工人階級獲得普選權後可以透過選票和組織，迫使國家實行社會福利和各種工人保護制度；在美國的三○年代經濟大蕭條後，開始實行「新政」。到了戰後的西方，凱因斯主義取代了古典自由主義，強化了民主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以維持總體經濟需求與充分就業為目標，確保了二次戰後到一九七○年代的相對社會平等。甚至可以說，民主改變了資本主義的性質，讓資本主義可以被普遍接受。

　　一九七○年之後，新的經濟危機讓凱因斯主義無法回應而逐漸式微。進入一九八○年代，雷根和柴契爾夫人發動新自由主義革命，推動私有化和去管制化／鬆綁（deregulation）、打壓工人，讓經濟利益和貪婪成為新的時代精神，這是作者赫茲認為「企業悄然奪權」的開始。

　　進入九○年代，冷戰瓦解，共產主義失敗了，似乎自由資本主義取得最終歷史的勝利。民主黨的柯林頓、工黨的布萊爾，乃至德國的施若德，主張新中間路線或者第三條路，更承認自由市場的力量，解除市場管制（尤其是對華爾街的管制），削減社會福利。資本主義走向金融化，加上科技進展讓全球化極速擴張，企業可以更快速地移動，而且透過購併越來越巨大，因而對國家有更大的要脅力，要求更多減稅與特殊補貼，甚至足以決定遊戲規則。

　　另一方面，也是主要始自八○年代，國際經濟組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透過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外援與貸款，推動第三世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於是，國家漸漸被企業併購。

　　於是，自由市場、經濟成長、私人利益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膜拜教條。二○一○年過世的歷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東尼．賈德（Tony Judt）說，「我們帶著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將二十世紀留在身後，大膽地跨入新世紀，在自說自話的、半真半假的事實面前止步：西方的勝利，歷史的終結，單極的美國時刻，不可避免地邁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場。」

　　而這對民主的意涵是什麼呢？

　　首先，民主是政治社群的成員平等地參與決定資源如何分配，但如今這個政治領域的決定越來越轉移到由市場來決定，由企業來定義公共領域。

　　知名的政治哲學家麥可桑德爾在《錢買不到的東西》一書中指出，「市場以及市場導向的思考延伸到傳統上由非市場基準所規範的領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一個發展。」而這有什麼不好？ 桑德爾指出，商品化會造成：一、不平等，二、腐化。這的確也是民主的困境。

　　腐化原則用在政治上，就是民主從「一人一票」變成「一元一票」。當企業對於不論是政策或是選舉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民主就成為可出售的商品。這不僅本身是對民主價值的傷害，更會扭曲政治平等的原則。而政治的不平等又會進一步惡化經濟的不平等——因為掌權者不僅會設定規則讓金錢在政治影響力中更大，也會在經濟領域中制定有利於自己的政策。

　　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如此不斷惡性循環，彼此強化。

　　這對民主又會造成另一個惡果，亦即當民眾認知到政治只是服務於財團和既得利益者，媒體是被財團控制的，而民主無能改變他們的生活時，他們會有嚴重的政治無力感、政治冷漠，和越來越低的政治參與。赫茲在十多年前就提出深刻的觀察：「民眾投票率降低、失去對政府的信心，政治日益腐敗，在在使得民眾覺得政治完全不重要。選民和政府似乎都放棄了民主，覺得選舉不能真的改變什麼……」這是當代的「民主的危機」。

　　今年三月《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故事就是〈民主出了什麼問題？〉。文章提到：「發達國家的黨員數量持續下降：現在僅僅一％的英國人參加政黨，而一九五○年的數字是二○％。選民數量也在下降，一項針對四十九個民主國家的研究顯示，選民數量自一九八○～八四年至二○○七～一三年間下降了十個百分點。二○一二年針對七個歐洲國家的調查顯示，逾半數選民根本不信任政府。同年Yougov公司針對英國選民的調查表明，六二％的受訪者認為政客永遠在撒謊。」

　　而當一般公民不介入政治，金錢就有更多空間介入和決定公共生活，於是造成另一個惡性循環。

　　民眾的政治冷漠也可能造成另一個惡果：孕育出民粹主義極右政黨。他們的修辭是對抗菁英的傲慢，在美國，他們結合起極端放任自由主義而成為茶黨，在歐洲他們結合起排外民族主義。

　　當代資本主義戰勝民主的另一種意義， 是許多國家為了推動市場資本主義而犧牲民主，這也是戰後美國常幹的事。一九七三年的智利是最主要的例子2，然後是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四小龍經驗，九十年代東歐解體後是震盪治療(shock therapy)，而現在，是「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尤其在二十一世紀，美國小布希政府的「民主輸出」反映了美國的偽善帝國主義，並讓美國式的民主吸引力下降，而中國的經濟成長，尤其是相對平穩地度過二○○八年金融危機，都讓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大增，甚至西方都出現許多中國統治世界的說法。

　　確實，發展才是硬道理。

　　二十多年前冷戰終結之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說歷史終結於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但現在， 似乎是資本主義打敗民主了。

　　真的是如此嗎？

　　在赫茲這本書的後半部，她描述了九○年代中期以後的各種反抗運動，從消費者運動到公民運動，他們如何抵抗市場與企業的黑暗面，如何重新奪回民主。特別是自一九九九年西雅圖的世貿會議，一個新的反全球化抗爭網絡，或者所謂的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逐漸形成。

　　赫茲的書出版十多年後，世界有了什麼樣的變化呢？

　　基本上，她為後來至今的時代描繪了正確的趨勢：世界越來越不平等（過去幾年有非常多書討論這個現象2），企業對政治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民主越來越陷入危機——不論是在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或是新興民主國家。反抗運動也越來越洶湧。

　　然而，她沒預示到的是，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讓世人反省到不受限制的金融化資本主義的問題——那一年，卡爾．馬克思成為暢銷作者，而今年，法國學者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也成為明星書；此外，IMF等推行的華盛頓共識早已破產，新自由主義也早已千瘡百孔。

　　更重要的是，新的反抗運動出現了，從美國的占領華爾街到阿拉伯之春到土耳其到巴西、西班牙到台灣的太陽花。這些抗議運動基本上是對這個為特殊利益所操控壟斷、無能解決人民問題的民主，以及日益惡質的資本主義——或者說「當企業繼續購併國家」，提出最大的挑戰。

　　按照占領華爾街的發動者之一、左翼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所說3：

　　「占領華爾街基本上一直是前瞻性的青年運動——一群往前看、但前面的路被擋住無法前進的民眾。他們依照規則行事，卻眼睜睜看著金融資產階級完全不按規則來玩，透過詐欺性的投機行為搞砸了世界經濟，竟獲得政府既迅速又大手筆的出手搭救，因此得以運用比以往更大的影響力、受到更尊崇的待遇，而他們自己卻被打入看來永無止盡的屈辱生活。因此，他們毫不避諱地訴諸階級政治，徹底改造現有的政治體系，呼籲（至少對許多人來說）不但要改革資本主義，而且還要開始把它完全廢除。」

　　我們或許很難想像廢除資本主義的烏托邦，但起碼，我們可以想像改造現行的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另一個世界。

　　註：
　　可以參考娜歐密．克萊恩（Naomi Klein）所著的《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崛起》（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時報出版。
　　2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其著作The Price of Inequality（2012）中提到，現在的美國社會是「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他在二年發表過一篇文章以此為標題，啟發了占領華爾街的口號。
　　3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2014年，商周出版社。

<名家推薦>

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危機與省思
◎文／呂秋遠（律師）

　　很榮幸可以擔任「當企業併購國家」這本書發行十週年的推薦人之一。這本書剛出版的時候，我正在英國，有機會與作者赫茲（Noreena Hertz）有短暫的面談。我的博士論文主要探討的議題就是亞洲金融危機與財團之間的關係，所以我對於財團與國家發展的議題，感受格外深刻。這本書對於我在日後補強論文時，有很大的影響。

　　這本書是以企業與國家的觀點，描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全球經濟發展與資本主義間的辯證關係。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回首這十年，全球化的趨勢並沒有停止，而造成的貧富差距則是日漸擴大。全球化卻反而使全球逐漸形成關稅壁壘，而企業在國家政策的發言權上則是動見觀瞻。本書英文書名是The Silent Takeover，takeover一字應該被翻譯為「接管」更為恰當。因為政府並沒有真的被企業給「購併」了，但是的確有愈來愈多的資源分配是被企業所「接管」。國家為求企業留在國境內，努力釋放利多，提供這些企業「根留國內」，企業則回報以稅收或就業機會。Silent一字在全書中至為重要，因為這種趨勢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沒有噪音、沒有喧鬧，就像是理所當然一樣，如果有偶爾的雜音，政府就會以「妨害經濟發展」的帽子扣在反對者身上。而當企業大到不能倒時，國家最後就要以預算來解決問題，避免經濟全面崩盤，這就是從亞洲金融危機以後，越來越常見的場景。

　　財團與國家的關係，從國家自主性的觀點來看，就會更明瞭。政治經濟學者學者依凡斯（Peter Evans）曾以台灣為例，提出新的觀點。其理論主要探討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的變化。依凡斯認為，造成台灣發展成功的國家機關特性，就是官僚與企業的分離。

　　在台灣發展初期，國家機關與私人資本分離，因此在推動土地改革時，不會受到太多地主的干擾。政府菁英甚少與資本家互動與交流，使得國家自主性提高。此時官僚亦絕緣於資本家，而高級官僚具有較為廉潔之性格，其專業知識、團隊合作的組織氛圍、經濟決策之人事穩定、機關之間的橫向聯繫較少本位主義，以及經濟官僚機構的幕僚相當健全，因而形成國家機關在經濟發展上，強而有力的決策中心。當時的台灣將軍方排除於經濟決策圈外，國家機關之特性也由軍事征服轉為注重貿易，軍方不介入重大決策，這是台灣不同於一般開發中國家的重要之點。是以，國家決策是在政府高層決策者、高層經濟決策官員與美援會三組人共同影響下形成，亦即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之發展策略，遂使政府高層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與干預經濟之能力。

　　然而，台灣在一九八○年代以後，國家機關之特性已經有所改變。經濟發展的結果使得本土資本家形成，並且已經滲透入國家機關中，設法利用國家機關攫取私人利益，也使國家自主性與能力相對減弱。民間社會成長，社會力量亦崛起，也使國家自主性減弱。經濟高層官員具有強烈國家干預經濟思維者減少，取而代之的新一代強調自由放任，國家之自主性遂更行衰退，而導致台灣在經濟成長上漸趨弱勢，國家在政策上逐漸傾向企業財團。

　　從依凡斯的理論與觀察來看，在台灣貧富差距日漸擴大之際，理解這本書就格外重要。或許作者提出世界社會組織（WSO）的理念還有待落實，然而我們必須存在這樣的理想，才能在資本主義與分配正義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點。

<內文試閱>

一場不會被播出的革命

　　對內行人而言，J-20這個縮寫很容易解讀——它代表二○○一年七月二十日，這個代碼透過滑鼠輕輕一點，傳送給成千上萬人，呼籲他們於七月二十日前往義大利的熱內亞（Genoa）。

　　我是透過網路才得知這場位於熱內亞的抗議行動，多數前往抗議的群眾也是這樣得知消息的。一封連鎖信被轉寄給成千上萬人，最後傳到我這裏。這場網路戰爭傳達的訊息極為清楚：你若認為全球化已經式微，就加入吧；你若想抗議全球資本主義，就加入吧；你若認為跨國企業力量過於強大，你若不再相信民意代表會聽見你的聲音，若你有話要說，就加入吧。

　　我對催淚瓦斯早做好心理準備，所以行前已熟讀示威抗議者的必讀聖經——加州搗亂協會（Ruckus Society）所出的手冊，同時帶了必備的檸檬、醋、摀住臉的手帕，還有用洗髮精罐子裝的一些假血（想突破重重人牆時有極佳妙用）。我也做好心理準備將與警方對峙，二○○一年稍早，我曾在布拉格市區西北方一間類似機棚的地方所舉辦的非暴力工作坊中學到示威抗議的技巧。但沒有什麼可以完全預防義大利警察的殘暴。

　　此行我完全沒有料到的是，這些背景互異甚至有時利益相衝突的人，居然能夠因為對現狀不滿，而產生一股同仇敵慨的情感。我也沒料到這群人僅因聽到隆隆鼓聲，還有以一塊錢即可買到的以彩帶裝飾的口哨所發出的聲音，就能產生一股怒氣：無政府主義者意在砸碎商店窗戶，我身旁許多人意在擊潰義大利官方為隔開各國領袖及抗議代表所築起的牆。

　　最令我想不到的或許是與我談話的一些人對政治、政客、大企業及商界人士徹底失望的程度，以及他們決定打破他們視為沉默陰謀的決心。袒露胸膛的年輕人雙臂披掛著反戰標誌，無視於強力水柱打在他的背上。一個粉紅色頭髮、雙眼貼著星星的女孩，以愛爾蘭的柔軟腔調告訴我她「願意為此犧牲性命」。

　　離上次坦克車駛進紅場的十年之後，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十二年之後，在經歷過現代史上最長久的經濟榮景之後，反對聲浪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發出不平之鳴的不僅是聚在熱內亞或古騰堡、布拉格或西雅圖的成千上萬名群眾、同性戀者，更令人驚訝的是平凡老百姓——家庭主婦、學校老師、郊區人士及都市民眾也發出反對之聲。全球各地許多人開始擔憂政府的忠誠度及企業的目標。擔心資本主義的鐘擺可能擺得過頭了；擔心我們對自由市場的熱情可能蒙蔽了事實；同時也擔心太多人會淪為受害者。我們再也不能信賴國家來照顧我們的利益，我們對於經濟成長已付出太多代價；人們擔心商業利益的聲音已經淹沒其他人的聲音。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掌權之後，開啟了一連串童話般的故事，之後類似的童話陸續於美國、中南美洲、東亞、印度、非洲大部分，以及歐洲大陸出現。但這類童話已然結束，街道上滿布黃金以及美國夢的實現已不再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在冷戰時期由於對峙態勢而產生的迷思，開始受到質疑。社會底層無法享有財富；成長有其極限；國家並不會保護我們；由市場看不見的手所引導的社會不僅不完美，而且不公平。

　　冷戰後的世界恰好與世界大同者鼓吹的全球一統情況相左，事實上這個世界很複雜、矛盾且詭譎多變，許多疑問開始透過教堂、購物中心和街頭，而非透過選舉被提出來。在這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是絕對忠誠、再也沒有什麼事情是絕對的。英國石油公司（BP）曾讓兩百位高階主管對資本主義的未來進行討論，其中一個議題是辯論全球化的優缺點；同一時間，英國工黨政府正力圖將飛航管制民營化。

　　二○○一年「太空漫遊」的世界，與一些電影如《極速風暴》（Rollerball, 1975）、《螢光幕後》（Network, 1976）、《綠色食物》（Soylent Green, 1973）所描述的世界末日情境是如此危險地類似，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世界中，企業正逐漸購併國家，企業人士的力量比政客的力量更為強大，而商業利益則勝過一切。我稍後在書中會說明，消費者的抗議聲浪正迅速成為唯一能影響政策，及控制企業過度活動的方法。

企業巨獸

　　這就是我們的傳承。在這個世界裏，消費主義就等於經濟政策，企業利益統治這個世界，企業透過收音機及電視機不斷吐出他們的口號，同時以其帝國主義式的治理手法控制整個國家。企業已成為巨獸，他們是全球的巨人，擁有無上的政治權力。

　　過去二十年來由於民營化、法令鬆綁及自由化的政策，以及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權力更迭。前百大跨國企業如今握有全球二○％的海外資產。而全球百大經濟體中有五十一個是企業，其餘四十九個才是國家（註：2013年變成六十個國家，四十間企業）。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及福特汽車（Ford）的營業額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sub-Saharan Africa；譯註：指以黑人為主的非洲國家，經濟較為貧困）的總國內生產毛額（GDP）還大；ＩＢＭ、英國石油及奇異公司的資產勝過多數小國的經濟能力；美國零售業巨擘沃爾瑪（Wal-Mart）的營業額比多數的中歐及東歐國家還高。

　　企業的規模逐漸擴大。在新千禧年來臨的第一年，通訊巨人沃達豐（Vodafone）和曼尼斯曼（Mannesmann）合併（該購買案值一千八百三十億美元）、克萊斯勒（Chrysler）和戴姆勒（Daimler）合併（合併後共擁有四十萬名員工）、製藥集團史克美占（Smith Kline Beecham）和葛蘭素威康（Glaxo Wellcome）合併（合併後稅前盈餘為七十六億美元），還有網路服務供應商美國線上（AOL）和媒體集團時代華納（Time Warner）合併案值三千五百億美元——光是二○○○年就有五千個合併案，比十年前多了一倍。這些重量級的合併案使八○年代的購併活動相形失色。每一起合併案都比先前的規模更大，而政府很少從中作梗。每次的新合併案均使企業力量更為強大。我們所有購買或使用的物品，舉凡石油、醫師開立的處方用藥，生活必需品例如水、運輸、醫療及教育，甚至學校新買的電腦及田裏生長的作物等等，均逐漸為集團所控制，這些集團可隨意決定滋養我們、支援我們或將我們勒斃。

　　這個剛進入新千禧年的世界正是一個「企業悄然奪權」的世界。政府行動變得綁手綁腳，而我們越來越依賴企業。商業為重，由企業決定遊戲規則，政府成為裁判，執行由他人所立下的規則。企業自由移動，政府極力吸引或挽留企業留在國內。政府故意忽略稅賦漏洞。企業大亨利用細膩的逃稅手法將錢財移往海外。梅鐸（Rupert Murdoch）的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在全球各地僅需繳付六％的稅；在英國，梅鐸的企業雖然從一九八七年六月起即獲利十四億英鎊，但直到一九九八年底為止未繳納任何營業稅。埌這個世界就是，雖然我們已經看到公共服務及基礎建設的稅基逐漸侵蝕，但我們所選出的民意代表卻向企業磕頭，不敢不聽它們的意見。

　　從前政府為實際領土而戰，現在他們為市占率而戰。他們認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確保經濟能夠繁榮，同時整體環境可吸引企業前來。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普遍已轉變為以最低價格提供企業所需的公共財及基礎建設，並保護全球的自由貿易制度。

我們因分裂而沉淪

　　在這個過程中，正義、公平、權利、環境甚至國家安全問題都被擺到一旁。舉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Taliban）為例，雖然該政權的人權紀錄可議，但美國因國內石油公司的利益，一九九七年以前一直支持該政權。社會正義現在指的是進入市場的管道，而社會安全網力量被削弱，工會力量被摧毀。

　　現代社會的貧富差距從來沒有這麼懸殊過，從來沒有這麼多人被邊緣化或無人支持。有四千五百萬名美國人沒有健保。在曼哈頓，有人從垃圾桶釣出空瓶罐以換取每罐五美分的退瓶費。在倫敦，洗車窗工人拿著刷子還有裝著髒水的桶子站在紅綠燈前「襲擊」過往的汽車。美國人每年花八十億美金買化妝品，但全世界卻沒法為聯合國籌到九十億美元，以協助全球各地的人都有乾淨的水可以喝，以及確保衛生情況無虞。英國工黨公開表示，現在財富創造比財富重分配更重要。堲

　　美國從一九八八年以後的十年期間，最貧窮家庭的所得僅增加一％，但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他們的所得躍增一五％。在紐約市，最貧窮的五分之一人口每年僅賺進一○、七○○美元，但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每年賺進一五二、三五○美元。埕雖然美國的失業率數字很低，但處於薪資級距底層的人薪水是如此之低，使得數百萬的美國就業人口，以及五分之一的美國孩童目前可說處於貧窮狀態。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鴻溝從未如此之深。例如光是比爾‧蓋茲（Bill Gates）在二十世紀末的淨資產，就相當於美國一半家庭的淨資產總和。　　

　　資本主義已然勝利，但並非所有人均可雨露均霑。資本主義的缺陷為政府所忽略，政府因為自己推出的政策，越來越無法面對這套制度所帶來的結果。

　　而這套制度已經腐敗。政治醜聞層出不窮：德國前總理柯爾（Kohl）、德國前總理施密特（Schmidt）、法國前總統密特朗（Mitterrand）是我們已知或懷疑的其中三位。即便是不貪污腐敗的政治人物，也是逐漸與企業相結合。

　　這種情形以美國最明顯，柯林頓任期內即充斥醜聞——白水案（Whitewater）訴訟、以林肯住房招待政治獻金者，還有特赦逃稅人及軍火商瑞其（Marc Rich）。就二○○○年大選而言，候選人是否有能力成為總統，端視他們是否能取得企業贊助。小布希的競選經費為一億九千一百萬美元，高爾為一億三千三百萬美元。而且民主黨及共和黨同時反對主張選舉獻金改革的《麥肯芬葛法案》（McCain-Feingold）的通過，因為該法案一旦通過，將會禁止企業、工商團體及個人無限制地捐獻「軟錢」（soft money）給美國的政黨。

　　難怪政治人物已失去其魅力。群眾意識到政治人物各擁其利益，不願支持人民，人民轉而全面放棄政治。一九八○年代民主在世界各地竄起，成為多數政府的主流模式，民主在當時擁有獨特的合法性以及大眾支持，但到了一九九○年代，幾乎每個地方的投票率都下跌，參與政黨的人數也下跌，而且政客的受尊重程度比停車場管理員還低。全世界各地，不論是美國、西歐等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或是中南美洲、遠東地區等民主尚年輕的國家，民眾對政府機構的信心比十年前還低。在英國，二○○一年大選的投票率五九％，比一九九七年時的六九％低很多，也是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低的投票率。在美國，兩百年來從沒有這麼多人像過去六年來這樣放棄投票權。政治人物販售的東西在人民看來已經故障了，不值得再購買。

打破沉默

　　這就是本書即將探討的企業悄然奪權的世界。我的目的是想要了解這個世界並了解它未來的可能走向。在這個世界裏，企業資源遠超過國家資源；企業人士的地位勝過政治人物；同時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企業在他們生活的許多層面擁有過多的權力；垸同時在這個世界裏，雖然政黨越來越強調政黨政治，但選民越來越少出面投票。經濟被賦予比政治更多的尊敬，人民被放棄，而消費者至上。「市場參與取代了政治參與。」

　　我的看法並非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無疑是創造財富的最佳制度，同時自由貿易與開放的資本市場為多數人（即便非全世界）帶來空前的經濟成長。本書也不是意圖反商業。企業並非道德中立的，而且我認為他們在道德上是矛盾的。事實上，在特定的條件下，企業比政府更有能力且更願意處理全球的許多問題。今天從企業執行長那兒比從政府首長那兒更容易聽到「社會責任」、「永續發展」還有「環境影響」等語彙。

　　我的目的亦非榮耀政府，雖然我稍後會說明國家在社會上有清楚的角色要扮演，但我對於政府扮演此角色的能力仍持高度懷疑的態度，特別是現在企業與國家之間的分野已如此模糊，而且缺乏真正的政治領導或意志。

　　這本書的目的是：毫不掩飾地支持人民、支持民主以及支持正義。我意圖質疑資本主義鼓勵政府賤賣人民的道德正當性；我意圖挑戰一個當多數人淪為輸家而少數人成為贏家的世界的正當性；我同時要揭露這場奪權行動如何戕害民主，並說明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核心存在著根本的矛盾；同時我要說明當國家權力減到最低，而把重點放在企業身上將使國家的正當性陷入危機。我將會探索當人民不能信賴政府會照顧其利益，轉而由未被人民選出的大企業接手政府角色時，這樣的一個世界將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我同時要檢視市占率至上的政治心態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我將會揭露對利潤毫無限制的追求，挑戰那些視酬庸政治為言論自由的體現，以及挑戰那些為了貿易利益而坐視其他國家議題不管的態度。

　　過去二十年來，政治與商業之間的平衡關係已大幅變化，政治人物逐漸臣服於大企業的巨大經濟勢力。這股勢力由柴契爾夫人—雷根總統掌權時代開啟，並在冷戰結束時加速發展。過去二十年來這股勢力如同九頭怪蛇（Hydra；譯註：希臘神話中的九頭怪蛇，斬掉一顆頭會生出兩顆頭）般一發不可收拾，其正面及負面的發展極為多樣化。不論是以哪一種角度看，企業都已接手政府的職責。

　　而當企業拓展其角色時，我們可以看到企業已經開始定義公領域。政治國家已然成為企業國家。政府若未意識到權力被奪取，就可能危及民主社會核心的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隱性契約，使人民抗拒選舉，進而擁抱越來越受歡迎的非傳統的政治表達形式。

　　我之所以寫這本書，並非毫無私心的，我需要合理化我自己對事情逐漸出錯而增長的不滿情緒——怎麼可能生活中有許多層面越來越好，但我和我周遭的人卻感覺如此困擾？當我母親大半生鼓勵女性參與政治，而身為女兒的我現在卻看到政治逐漸變得無意義——政治成為一齣鬧劇，近來最有聲有色的一幕就是二○○○年美國總統大選——這是何種感受？十年前我頂著華頓商學院ＭＢＡ的頭銜前往列寧格勒推銷資本主義，在那兒設立了俄羅斯的第一個證交所，怎麼十年後我反而對資本主義的信念有那麼迫切的質疑？為何當我在任教的劍橋大學商學院表示我很樂意監督此書所檢視的問題時，學生的問題淹沒了我，但我卻無法完整回答他們？

　　我們現在正處於很重要的關卡。若我們什麼也不做，若我們不挑戰這股無聲的奪權行動，若我們質疑我們的信念，若我們不承認我們在創造這個「新世界秩序」中所犯下的過失，那我們將會失去所有的東西。因為我們將會看到收入不平等不僅對窮人不好，對富人也不好。無論政治說法為何，政府及政治逐漸被侵蝕，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危險的事。在這個世界裏當小布希總統一再通過法令偏袒大企業的利益，當梅鐸的勢力大過首相布萊爾，當政治議題是由企業來決定時，這是很可怕而不民主的。企業接手政府的角色在某些情況下似乎不錯，但風險是將來我們會越來越求助無門。

　　接下來我會以幾個人物說明這個情況。陶奶奶（Granny D）以九十一歲高齡徒步縱走美國，要求就競選贊助進行改革；瑪修修女（Patricia Marshall）說服百事可樂賣掉緬甸的裝瓶廠。德國前財長拉方廷（Oskar Lafontaine）在離職演說中表示：「良心在股市暫且不賣。」這些只是我們聽到的一部分人的心聲。

　　但這本書不僅僅是他們個別故事的總和而已，這本書集結了我們所有人的故事。我們都置身於這場企業奪權行動之中，不是擁有網路防火牆或是坐擁高薪就可以保護自己免受其害。

　　本書主題是這場奪權如何悄悄出現、其重要性如何，以及我們能如何對應。

<作者資料>

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

經濟學家、全球化專家、暢銷作家與策略顧問，為各國總統與一流企業CEO提供經濟、地緣政治、商業決策等方面的建議。
倫敦大學學院哲學及經濟學學士、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企管碩士、劍橋大學博士，現任倫敦大學學院教授。
赫茲十九歲大學畢業；二十三歲時，向俄羅斯政府提出經濟改革方面的建議；二十九歲時，參與由以色列、埃及、巴基斯坦與約旦等國共同進行的「中東和平進程」。
赫茲素以充滿遠見著稱。《觀察家報》曾形容她是「全球頂尖年輕思想家」；《Vogue》將她譽為「全球最具啟發力的女性之一」。她也被《新聞周刊》（二○一三年九月號）選為封面人物。
著作至今已譯成全球22國語言。在《當企業購併國家》一書，她預警失序的全球市場與大型金融機構將面臨嚴重的反彈；而《當債務吞噬國家》更精準預測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她的最新力作《眼界大開》（Eyes Wide Open，暫譯）已於2013年9月出版。